□文　枫

　　鼓楼，旧时各个城市里都有，在没有钟表的年代，人们全凭鼓楼的鼓点来报告时辰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重庆城里有两处鼓楼，一在城西，一在城南，因而也就衍生出两条以“鼓楼”命名的街道，老鼓楼街与鼓楼街。六百多年过去了，而今，太平门内的老鼓楼街早已了无踪迹，鼓楼街尚依稀犹存。沿着通远门老城楼拾级而上，爬过一片坡坎路，紧倚城垣边上的那条寂静的小巷，那便是城西的鼓楼街。

　　古语云，“民以食为天”。现代人通行的是“一日三餐”的习俗，这习俗起源久远。《周礼》中就有“王斋日三举”的记载，足见，早在两千多年前，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人已有了“三食制”的饮食习俗。

　　古人的“三食制”，每餐各有特定的专名。起初，早饭称“朝食”，晚饭称“夕食”。到了汉代，早饭名“饔”，午饭曰“　”，晚饭叫“　”。　，读音与“饷”字相同，专指午饭。饔、　，有时又是熟食之专指。对于那些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穷人来说，那就叫做“饔　不继”，朝不保夕了。

　　“盘　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。肯与邻翁相对饮，隔篱呼取尽余杯。”唐代大诗人杜甫这首《客至》诗，写得很有些特色，诗圣兴至之吟唱，给锦城留下美名。今天成都闹市之中就有一名酒家，大名叫“盘 市”。须说明的是“ ”读“孙”，并不读“餮”。

　　吃，有这么些讲究。一日三餐，又如何来确定具体时间呢？汉代，我国实行了太初历，将每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，十二时辰之中只有三个时辰是吃饭的时间。早上7时～9时，名“食时”，称“辰时”；中午11时～13时，名“日中”，称“午时”；下午17时～19时，名“日入”，称“酉时”。这三个时辰，即今人所说的早、中、晚，是人们约定俗成该吃饭的时间。

　　有了十二时辰划分，有了“一日三餐”定制，又如何具体将时间界标呢？明清两朝，重庆人计时，除了看天色，闻鸡鸣，城内百姓全凭太平门老鼓楼的鼓点报时。老鼓楼的鼓点，决不是靠天色报时辰，依据的是漏刻时辰标示来定时报点。

　　老鼓楼除了每天早、中、晚，有专人各击三道鼓点之外，晚间击鼓，谓之“更鼓”。夜深人静，为不扰民，一夜击五次，一更即一鼓。更鼓，夜晚报时，直至更残漏尽，民间呼之为“定晨昏”之鼓乐，以区别于其它鼓声。

　　清朝光绪初年，渝城太平门老鼓楼之大鼓突然喑哑了，正当老百姓怨声四起之际，一个奇迹不经意间出现了，这就是渝城“午饭时计”习俗的悄然兴起。

　　重庆太平门顺城街有家经营汇兑业务的“天顺祥”商号，其主人是云南昭通商人李耀庭。清光绪四年，四川总督丁宝桢赴渝阅兵，抵达重庆那天，丁宝桢不先入官府衙门而是直接来到“天顺祥”拜望李耀庭。丁宝桢是贵州人，早年在云南曾多次受过李耀庭接济，初入重庆不忘旧情，自然要先去看望昔时老朋友。

　　丁宝桢突然登门，李耀庭很是惊诧。凑巧，那天李家主厨的夏师傅事先备办的早餐是白案点心，有一包、一饺、一烧卖、一荷叶卷，名之曰“四季花”。时正中午，要备办美味宴席已来不及了，夏师傅只好先献上“四季花”，再赶制冷盘几道，另添上一盘乡居泡菜送上。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丁宝桢，偶品到地方风味特色，甚是惬意，大加赞赏。事后，李耀庭将夏师傅的工资从月银二两提升为白银三两。夏师傅的名气，随之誉满渝城。“天顺祥”的生意，亦从此兴隆。

　　夏师傅家居渝城后伺坡金碧山旁的萧家凉亭，每天临近中午便骑头小黑驹去上班。他从萧家凉亭（今人民公园坡上）经长安寺、双土地、绝龙岭、打铁街、小什字，转下打铜街、道门口、大什字，穿过莲花街、状元街、太安门，直抵太平门，天天如此，从不误时。沿途临街人家，只要看见夏师傅骑着小黑驹一路走来，人们便晓得是该生火做午饭的时候了。天长日久，夏师傅骑小黑驹走来，挂在小黑驹颈上的一串铜铃声响，竟成为了渝城市井的一道景观。

　　在老鼓楼的鼓声成为绝唱，在钟表尚未普及渝城民间的年代，夏师傅及小黑驹颈上的铃当声，别开生面，准确无误，服务乡民，这“午饭时计”，一时传为佳话。